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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笔下流出的那一首首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泉水叮咚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牡丹之歌》《一个美丽的传说》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在好几代人中间传唱过,这些歌的词或曲就是出自著名作曲家吕远笔下,如今已经成为了我国乐坛上久唱不衰的精品。

  60多年来,吕远创作了千余首歌曲,约百部歌剧、舞剧和影视片音乐,发表过多部长诗和散文。

  采访吕远之初,一个问题始终令我好奇,这样一位年近九旬、见证并参与了半个多世纪中国音乐发展的老人,佳作无数,他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人生经历?直至走进吕远的书房,充斥整个房间的高大书架和杂乱摆放的音乐书籍与资料,仿佛一株古树的年轮,令人仰望。主人吕远却平静地用一句“我没有太多故事”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吕远将近70年的音乐创作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63年以前,大都创作反映工农生活的作品,1987年之前大都创作反映部队生活的作品,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则为国际和平和公益事业创作了很多作品。从新中国成立起,历经上世纪50、60、70、80、90年代一直到今天,每个年代都有他创作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优秀歌曲问世。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回首往昔与展望未来之间,这位头发已花白的长者毅然地选择了后者。“人的一生就这么多时间,我不愿意闲着,总喜欢做点事情。”于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歌剧《秦始皇与万里长城》的排练现场,吕远跑前跑后的身影;依然可以看到为了“长城之春”中外友好作品音乐会,他为外国艺术家谱写新作的情景;依然可以看到在北京普通社区口琴乐队里,吕远受聘为音乐顾问、亲临指导的画面……作曲家唐诃曾这样评价吕远:“我认识他几十年了,从来没见他安静地休息过,总是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歌唱家郭兰英则说:“他好像屁股底下冒火,到哪儿都呆不住,只有夜深人静时才能潜心创作。”从没有踏进“商业圈”一步的吕远,却收获了最富有的人生宝藏。用他的话说:“我的创作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以社会效益为目的,让人们得到鼓舞慰藉,我很知足。”

  西方人一度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家,然而,李四光坚信中国有石油!果然,中国在“克拉玛依”找到了油田。消息公布后,举世震惊。吕远说,那时我们只听说油田在“克拉玛依”,具体位置不知道。于是他凭着一腔热情和艺术冲动开始创作《克拉玛依之歌》。后来,吕远戴着“中右份子”的帽子下放到兰州炼油厂“劳动锻炼”,他知道了很多关于克拉玛依的情况,继续完成《克拉玛依之歌》的创作。长诗写好后,他先寄给了吉林的《处女地》(后改名为《东北文学》)。3个月后,吕远因工作原因调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他把配乐后的《克拉玛依之歌》交给了吕文科,吕文科一边试唱,吕远一边修改,完成了这首歌的全部创作。1958年,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次播放后迅速红遍了祖国的大地,人们因此而认识了吕远。也因为这首歌的魅力,吸引了许多开拓者来到了新疆。

  1985年春,吕远第一次踏上克拉玛依的土地,这一年,恰逢克拉玛依油田勘探开发30周年。面对天山脚下崛起的新城,他惊叹不已:一切是那么的新鲜、一切都令他着迷流连。于是,他再一次与吕文科合作,满怀激情又创作出了一首《克拉玛依新歌》。

  这一年,吕远得到了油城人民的最高奖赏———成为克拉玛依市第一位“荣誉市民”。2008年9月,克拉玛依市成立50周年,吕远饱含着一片深情厚谊,将自己珍藏的《克拉玛依之歌》手稿,郑重地交到了克拉玛依市市长徐卫喜手中。徐市长双手捧着这发黄的手稿,向吕远深情地鞠了一躬。吕远激动地说:这手稿,应当属于这里的石油人。是克拉玛依人民为国争光的豪迈气概给了我创作的灵感……

  1954年,一个偶然的一天,吕远和吕文科在长春第一汽车厂工地上相遇相识。那时吕远刚调到中央建政文工团工作,而吕文科也正在此团。一个时任创作员,一个是独唱演员。或许,冥冥中早就安排了此时让“二吕”相遇,昭示着“二吕”一写一唱,唱遍神州。或许,这就是奇妙的音乐之缘。

  他俩的首度合作是《马车夫之歌》。为了唱好吕远的歌,吕文科找吕远学习东北民间音乐,一句又一句地学唱二人转,终于找到了感觉。吕文科终于用歌声塑造出汽车厂工地上拉沙工人的音乐形象,真实生动。此后,吕文科又用歌声将吕远的《哪儿来了这么个老货郎》演绎得活泼有趣、亲切自然。一经传唱,深受农民兄弟喜爱,好评如潮。几首歌合作下来,吕远和吕文科友谊日深,竟成为“默契兄弟”。两人那时都还年轻,志趣相投,一个不停地写,一个不停地唱。《祁连山的回声》《在也门的晚霞中》《再见吧,第八个故乡(湛江)》等,就是那个时期他们合作与友谊的见证。

  1963年,他们二人双双调到海军工作。在部队,吕远又写出了《水兵最爱什么花》。而吕文科又总能用歌声诠释出吕远心中所想、情之所及。这首歌受到总政治部的表彰。

  此后,两人在军中又合作了《水兵的光荣》《西沙,可爱的家乡》《木棉花开火样红》《飞翔吧海燕》《毛主席来到军舰上》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每当回忆起和吕文科合作的最后日子,吕老的表情悲戚而低沉:“1997年秋天,我赴日本东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记得那天是11月20日,我从东京往办公室打电话。听到了戴滨给我的电话录音:我刚刚听到吕文科老师的消息,吕远老师,请你不要难过……我一下子懵了,隐约感到了‘死’字。我立刻打电话找到戴滨。戴滨告诉我,文科老师已于11月16日19时21分去世了。”犹如晴天霹雳,为何顷刻之间人去楼空?吕远悲凉地呼喊着:如果二者必走其一,那本该是我,而不是他呀。

  “文科去世的当年5月,我还请他去八达岭演唱《八达岭上望八方》。他都67岁了,用真声迎风高歌,感动了许多外国友人和观众。此后不久,我又请他唱《长江组歌》中的《旧时长江船家谣》,由于我的疏忽,次日又让他重新补录。没想到,这竟成为他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和我合作的最后一首歌。”吕远动情地说,“文科年轻时家里很穷,但他勤奋自学声乐,自强不息,创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为人质朴、谦恭,善良正直,艺德高尚。我们好得无话不谈。他是个稳重的人,而我比较直,所以经常挨整。‘文革’中,他常常保护我,有时半夜里偷偷跑到我家畅谈一番。在克拉玛依40周年市庆时,原本我和文科作为‘荣誉市民’要同去庆贺,我们原定还要带上一首新歌,可后来我只能悲伤地孤身前往了……”

  吕远出生于丹东。在吕远的童年记忆里,当时县里很多店的牌匾都是父亲的墨迹,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和对历史的认识也都来自父亲。读小学期间,父亲为兄弟三人请了家教,专门教古文学和新文学。吕远后来创作的歌曲之所以能够把词曲结合得那么贴切,正是得益于他既谱曲又写词的功力。

  中学时,吕远在矿山学校学习采矿冶金,一学就是三年。值得庆幸的是,学校里除了矿物、地质、测量等主课之外,也有一个乐队,吕远最初在乐队弹曼陀铃,后来又拉小提琴。救亡歌曲、胶东民歌和地方戏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44年,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诗歌散文,1945年开始写曲子,还写了校歌。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为宋徽宗的《冬日五国城》谱过曲子,以发泄对日本帝国主义之恨。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他加入了学校的宣传队,自此开始了经常性的文学和音乐创作。

  吕远并非一开始就走上民族音乐之路,他回忆说:“我最早学的是西洋音乐,拉的是小提琴。当时对西方文化是盲目崇拜。参加工作以后,在深入群众的实践中,我学习了民间音乐,思想有了很大转变,最终形成了民族音乐的美学观。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我们每年都要去采风,到人民群众中学习民族传统音乐,学到的越多,就越能感受到它的博大,就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太少。我觉得,离开了民族传统,我们就一无所成。”

  1950年,在上级领导关怀下,吕远去东北大学深造,学习音乐理论。这时他对民族音乐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南腔北调、东柳西梆,吕远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几乎深入到了中国的各个角落。那时候还没有录音机,很多东西是老师口传心授,吕远只能靠笔记、靠脑子背来继承这些民族遗产。

  吕远音乐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品的题材异常宽广,形式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从地域来讲,有西起帕米尔高原的《克拉玛依之歌》,北到大兴安岭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南至西沙群岛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从人物来讲,有上至伟人的《毛主席来到军舰上》,下至普通士兵和劳动者的《水兵王铁柱》《马车夫之歌》等;从自然环境来讲,他把石头变成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他既谱写了一曲《牡丹之歌》,又吟颂没有绿叶扶持但同样灿烂的木棉花———《木棉花开火样红》。人们不禁惊叹和赞誉,一个作曲家有如此众多的精品佳作,在作曲界是为数不多的。

  1959年,吕远心中沸腾着讴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创作出了《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这首由他独自作曲写词的歌曲,是一首表现民族团结建设祖国的优秀作品,从此,吕远就以既作曲又写词的艺术创作特色挺立于歌曲创作的康庄大道上。

  他说:“有人夸我的作品唱出了许多歌唱家,比如《八月十五月儿明》唱出了郭兰英、《克拉玛依之歌》唱响了吕文科、《牡丹之歌》火了蒋大为、《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红了于淑珍等等,但我不这么认为。说白了,不是作品有多么好,而是特定的社会环境需要这样的作品,就是你不去写,别人也可能会写。要说好,就是那些歌唱家恰到好处地演绎了这些作品,他们被广大群众所肯定,从而也就肯定了我们作曲家。所以我们应当感谢歌唱家的出色劳动。”

  吕远的一生经历坎坷和波折,却始终没有丢失对于音乐的热爱,在吕远的生活中,音乐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为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后,中国乐坛面临一个全新时代,《泉水叮咚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牡丹之歌》《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愿作蝴蝶比翼飞》……在那个卡式磁带流行的年代,吕远的作品几乎响彻大街小巷,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至今仍在亿万人心中、口中传唱。

  面对成绩,吕远选择了淡然,他似乎总能轻易地抽身出来,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去评价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我要纠正一个观点,不是因为我的作品好,歌唱家才红,而是时代的需要,要通过歌唱家表现出来。如果不是歌唱家的成功演绎,作品仍是一张白纸,歌唱家被肯定,我才被肯定。”提起最具代表性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吕远回忆,那是在一次审查节目时,他听到了于淑珍唱歌,觉得这个姑娘的嗓音很有特点,于是就打算将来一定要给这个姑娘写一首歌,不料这句话被于淑珍记住了,最终两人有了那次成功的合作,而于淑珍也因《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被全国观众广泛接受。

  有位作家回忆:曾读过吕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纪念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说,与时传祥接触,第一印象就是他永远带着一种想为你做点什么的表情,跟时传祥打招呼,他的第一句话一般也是“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那位作家由此赞叹道:吕远不仅是位好作曲家,而且还是一位好散文家。因为他将想为你做点什么化为一种表情,很生动,很传神。是的,吕远创造了一种极具感召力的句式,描写出了人的一种表情活动的特点,很好地表达了人的善良天性和人与人之间友善的美好品德。

  吕远本身就是一首歌,一首悠远而动听的歌,一首沐浴在和煦春风里不老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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